有關郭冠英「高級外省人」討論引起社會多種反應。郭冠英身為台灣公務員，發表辱台言論本就不該，甚至有關歧視性語言都不應該出現，這與言論自由無關，而是對公務員應有的要求與規範。
但隨著郭冠英日漸脫序的言論一再衝擊社會，現在反而有一股聲音，認為既然郭冠英已被免職，就無需對這種言論投以關注，或把郭冠英的言論與一般刻板印象形成的偏見相提並論，認為既然偏見無法短期消失，就無須對此議題過度關注，以免造成社會的撕裂。這派也認為立「族群平等法」，很可能在「撕裂族群」言論難界定下，反而形成對言論自由的壓制，因此反對立法。但當白狼派出黑衫部隊後，這些人的提醒瞬間化為泡影。可見郭冠英所撩起問題的嚴重性。
我必須不客氣的指出，前述貌似理性的聲音，實際上是助長族群衝突的主因之一。因為這個意見建議的是掩蓋問題，而不是讓其得以討論。防止族群撕裂為由要求禁聲，實際上形成對族群議題討論的壓制。
此外，反對「族群平等法」的意見也不合理。試問有關性騷擾的立法，其牽涉言語騷擾部分，同樣也存在「言論自由 vs. 性別問題」的張力，但並未因此不對性騷擾立法。為何性騷擾同意立法，但族群相關法條就不行？我雖然不認為立「族群平等法」有助族群平等，但以可能壓制言論自由作為反對的理由，也未免太輕忽郭冠英現象所帶出的問題。正是這種漫不經心的態度，導致從族群到轉型正義問題，都沒有深刻的分析與探究。台灣「進步知識菁英」一天到晚要大家理性面對爭議，也抨擊政客撩撥族操弄，但卻不提供討論素材與理解的框架，這是很不負責任的知識態度。
看郭冠英現象不能將重點放在郭冠英本人，而這正是國內討論的盲點。郭冠英爭議實際點出三個重要問題。第一，是「高級」是否有其社會經濟基礎？又是何種制度導致「高級」的使用與自我認知？由於社會反彈不是針對郭冠英本人，而是這個言論使人聯想到一個不公平制度及其歧視的自我複製。郭冠英雖然並不代表外省族群，但絕對是一個群體的象徵。實際上這個群體遠大於「大眾時代」，是個高度精英的社會階層。
第二，郭冠英言論引起社會聯想到在國民黨獨裁時代存在的特定文化霸權，並擔心這個時代是否回巢。但這個反彈聲浪也顯示台灣在民主化後已經出現新的價值認同，這個認同不僅是以台灣為主體，也嘗試建立一個與國民黨時代的文化不同的審美觀與價值思考。如果鼓勵社會討論，相信價值面向的正面論述會逐漸出現。屆時有關何謂台灣人，台灣人自我追尋等討論都會逐漸浮現。這也是台灣主體性最有爆發力的部分。「進步知識份子」要大家「理性」的不理會郭冠英現象，是在抹殺一個台灣價值的絕佳討論環境而不自知。
第三，郭冠英言論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其明目張膽向中共靠攏的主張。即便在兩蔣時代後期，台灣認同被全面封鎖，但媚中降共言論也從未成主流。民主時代在特定族群所出現的價值轉變，特別是在馬英九主政後，認為台灣前途無望，一切需要依賴中國等的言論開始瀰漫於社會間。郭冠英只不過是提早將這樣的言論文字化與公開化罷了。
為何這群社會相對優勢的群體在民主化後會出現向中投降，並把台灣認同視之為寇讎的想法？由於這個群體與馬政府於公於私關係匪淺，證諸現在馬政府許多幾近叛國賣台的舉措，是否這群優勢團體自認為是民主化的受害者，認定自己在台灣民主化後絕不可能透過選舉獲勝，因此期待強大的中國為其「申冤」。電台名嘴趙少康以前曾說我們在台灣是少數，但在中國是多數，以及馬英九就職時曾說其外省人身分當選是台灣的福氣等，都可在這個脈絡下理解。如果有人認為當中國保護的兒皇帝比在台灣面對不確定的選舉競爭對其更有利的話，社會對現在當權國民黨勢力的認知就需要重新估計了。
郭冠英現象提供我們面對將「歧視機制化」的政治基礎與社會爭議。也反照出台灣社會潛藏的許多問題，對於轉型正義與建構公民社會的實踐會有十分正面的意義。進步知識界應少花力氣打政治人物的嘴砲，應在族群與轉型正義問題努力建構知識基礎，趕快把自己的知識補課做好，才是對台灣社會的負責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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