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級外省人」爭議有深刻意涵

有關郭冠英「高級外省人」討論引起社會多種反應。郭冠英身為台灣公務員，發表辱台言論本就不該，甚至有關歧視性語言都不應該出現，這與言論自由無關，而是對公務員應有的要求與規範。

但隨著郭冠英日漸脫序的言論一再衝擊社會，現在反而有一股聲音，認為既然郭冠英已被免職，就無需對這種言論投以關注，或把郭冠英的言論與一般刻板印象形成的偏見相提並論，認為既然偏見無法短期消失，就無須對此議題過度關注，以免造成社會的撕裂。這派也認為立「族群平等法」，很可能在「撕裂族群」言論難界定下，反而形成對言論自由的壓制，因此反對立法。但當白狼派出黑衫部隊後，這些人的提醒瞬間化為泡影。可見郭冠英所撩起問題的嚴重性。

我必須不客氣的指出，前述貌似理性的聲音，實際上是助長族群衝突的主因之一。因為這個意見建議的是掩蓋問題，而不是讓其得以討論。防止族群撕裂為由要求禁聲，實際上形成對族群議題討論的壓制。

此外，反對「族群平等法」的意見也不合理。試問有關性騷擾的立法，其牽涉言語騷擾部分，同樣也存在「言論自由 vs. 性別問題」的張力，但並未因此不對性騷擾立法。為何性騷擾同意立法，但族群相關法條就不行？我雖然不認為立「族群平等法」有助族群平等，但以可能壓制言論自由作為反對的理由，也未免太輕忽郭冠英現象所帶出的問題。正是這種漫不經心的態度，導致從族群到轉型正義問題，都沒有深刻的分析與探究。台灣「進步知識菁英」一天到晚要大家理性面對爭議，也抨擊政客撩撥族操弄，但卻不提供討論素材與理解的框架，這是很不負責任的知識態度。

看郭冠英現象不能將重點放在郭冠英本人，而這正是國內討論的盲點。郭冠英爭議實際點出三個重要問題。第一，是「高級」是否有其社會經濟基礎？又是何種制度導致「高級」的使用與自我認知？由於社會反彈不是針對郭冠英本人，而是這個言論使人聯想到一個不公平制度及其歧視的自我複製。郭冠英雖然並不代表外省族群，但絕對是一個群體的象徵。實際上這個群體遠大於「大眾時代」，是個高度精英的社會階層。

第二，郭冠英言論引起社會聯想到在國民黨獨裁時代存在的特定文化霸權，並擔心這個時代是否回巢。但這個反彈聲浪也顯示台灣在民主化後已經出現新的價值認同，這個認同不僅是以台灣為主體，也嘗試建立一個與國民黨時代的文化不同的審美觀與價值思考。如果鼓勵社會討論，相信價值面向的正面論述會逐漸出現。屆時有關何謂台灣人，台灣人自我追尋等討論都會逐漸浮現。這也是台灣主體性最有爆發力的部分。「進步知識份子」要大家「理性」的不理會郭冠英現象，是在抹殺一個台灣價值的絕佳討論環境而不自知。

第三，郭冠英言論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其明目張膽向中共靠攏的主張。即便在兩蔣時代後期，台灣認同被全面封鎖，但媚中降共言論也從未成主流。民主時代在特定族群所出現的價值轉變，特別是在馬英九主政後，認為台灣前途無望，一切需要依賴中國等的言論開始瀰漫於社會間。郭冠英只不過是提早將這樣的言論文字化與公開化罷了。

為何這群社會相對優勢的群體在民主化後會出現向中投降，並把台灣認同視之為寇讎的想法？由於這個群體與馬政府於公於私關係匪淺，證諸現在馬政府許多幾近叛國賣台的舉措，是否這群優勢團體自認為是民主化的受害者，認定自己在台灣民主化後絕不可能透過選舉獲勝，因此期待強大的中國為其「申冤」。電台名嘴趙少康以前曾說我們在台灣是少數，但在中國是多數，以及馬英九就職時曾說其外省人身分當選是台灣的福氣等，都可在這個脈絡下理解。如果有人認為當中國保護的兒皇帝比在台灣面對不確定的選舉競爭對其更有利的話，社會對現在當權國民黨勢力的認知就需要重新估計了。
郭冠英現象提供我們面對將「歧視機制化」的政治基礎與社會爭議。也反照出台灣社會潛藏的許多問題，對於轉型正義與建構公民社會的實踐會有十分正面的意義。進步知識界應少花力氣打政治人物的嘴砲，應在族群與轉型正義問題努力建構知識基礎，趕快把自己的知識補課做好，才是對台灣社會的負責態度！

歐巴瑪能否回應金正日這著棋？

北韓於四月五日發射衛星，美、日、南韓都認為基本上是大蒲洞二型長程飛彈試射，即一九九八年大蒲洞飛彈的改良版，與衛星的差別只在於最頂端的承載方式。現在金正日已經出招，美國的處理將會決定歐巴瑪政府亞洲經營的能力與可信度。但現在看不出歐巴瑪政府有能力回應金正日這著棋。

北韓一開始宣布進行發射時，歐巴瑪政府送出信號極混亂。先表示要啟動飛彈防禦射下北韓導彈(或衛星)，當平壤強調這是衛星，並表示對衛星遭攻擊視同對北韓開戰後，美國又說北韓應是發射衛星，並表示重點不在動用飛彈防禦，而在如何防止北韓發射。這種前後不一且色厲內芢的態度，自然被北韓不當一回事。於是我們看到北韓公開將載具架好、添加燃料、通知外界飛行航程、直到實際發射，根本不理會美國的警告。現在歐巴瑪政府期待運用2006年聯合國的1718決議制裁北韓，但過去因決議被灌水導致制裁破功，如何期待強調只用外交手段的歐巴瑪政府能有更好結果？

美國有更大的問題。過去依賴「六方會談」解決北韓核武，以及現在透過聯合國制裁北韓飛彈的處理架構，其蘊含的中國與日韓矛盾已經到了十分嚴重的程度。日本與政黨輪替後的南韓，對北韓的核武與飛彈威脅的立場是最強硬的。反觀中國，本身不擔心北韓核武與飛彈問題，甚至私下認為這是牽制日本以及立場日益強硬南韓的絕佳工具，只擔心北韓是否內部出現不穩導致區域經營的變數。六方會談因此在2007年後呈現明顯的日韓 vs. 中國分歧，美國則漫無目的擺盪在「依賴中國處理」與「支持日韓立場」這兩端。導致日本認為被美出賣，南韓政府也懷疑美國是否打算接受北韓核武化。小布希政府後期與東北亞盟邦存在的信心危機，實肇因對北韓問題的處理。

歐巴瑪政府表示延續小布希後期對北韓的政策，但現在不僅此政策有效性令人質疑，此做法引起的同盟信心危機也有繼續擴大的問題。當美國主張要透過聯合國處理，由於中國主張北韓並未違反聯合國1718決議案，如因此導致聯合國制裁的失敗，不僅日韓會對美國信心大幅流失，亞太區域也會質疑美國的危機管理能力。

由於第一次北韓核武危機是「美日同盟」再定義的導火線，原本對歐巴瑪政府已有「親中遠日」懷疑的東京，很可能因此對「美日同盟」失去信心。以近日東京戰略圈公開出現擁核爭論來看，歐巴瑪政府如對北韓飛彈問題處理有所閃失，可能會導致「美日同盟」走向崩解，南韓對美韓同盟也會信心潰堤。當日本對同盟失去信心，有可能以擁核同時嚇阻中國與北韓。由於美國亞太經濟主導力已大幅縮減，屆時可能面對其區域信用全面弱化、同盟架構全面崩解、東北亞進入軍備競賽白熱化的夢靨。以現在的趨勢來看，未來看不出有樂觀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