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洞化台灣民主機制的江陳會

於四月二十六日在中國南京登場的第三次江陳會，由於主談者與主導者在事前並未出席立法院報告引發爭議。江陳會從程序的封閉性、內容高度不透明、以及不名所以的議題邏輯，已為紛擾不堪的台灣加添新變數，在江陳會的藐視與衝撞下，凸顯台灣民主的空洞化危機。這顯示馬政府進行所謂兩岸關係的緩和，實際上是以傷害台灣民主自由為代價的結果。

江陳會過程高度封閉，內容外界也不得而知。只有會議開始前的十天左右，外界(包括立院在內)才得知此次會議的議題，但是我方準備的內容與談判的基本限度為何，卻在事涉協商機密內容的大帽子下，包括立法院長在內都不被告知。

這次要談的包括共同打擊犯罪與司法互助、定期航班、金融合作、以及中資來台等四項議題，除了中資來台因可能與現有法律抵觸，而以共同聲明方式規避立院介入外，其他皆以協議方式為之。馬政府認為既然是協議而不是協定，也主張這些協議未觸及修法，所以將第二次江陳會四項協議的技術性規避立院監督的作為原班照抄。立院只能「備查」，而無法「審查」，對江陳會完全無法監管。

第三次江陳會以「三項協議、一項聲明」的作法，很清楚看出馬政府對台灣民主機制的態度。基於兩岸議題的高度敏感性，加上中國虎視眈眈，本就需要強化對任何談判的民主監督能力，不僅這有助於減緩內部爭議，更可以在民主機制的形式背書下，給前方談判人員更強大的籌碼與迴旋空間，以爭取更多利益。可是從二次到三次江陳會，馬政府卻是想盡辦法規避民主監督，連屬同一政黨的國會議長，呼籲行政院提出「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訂定協議處理條例草案」到立法院審議也置之不理。這意味未來兩岸所有談判協商多將重複此一模式，台灣民主機制空洞化的危機已現。

馬政府和緩兩岸之作為是以犧牲台灣民主為代價。從去年壓制言論自由以迎接陳雲林，到江陳會對民主監督的規避，「和緩兩岸關係」已成為坑殺擠民主壓的尚方寶劍。台灣二十年的民主化是否會步入三十年代德國威碼民主的後塵，歷史正向台灣發問！

美中是否會出現劃界協議？

英文台北時報在四月四日報導美中於今年夏天的戰略與經濟對話中，將會仔細討論台灣議題。名部落格評論家雲程先生為此撰文，提醒民進黨要及早面對此事之發展。雲程文章中提出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為何美中在今夏要仔細討論台灣議題？後面又代表哪種思考？

安排美中對於台灣議題詳細討論，大抵不出以下兩種可能：中國要求與美國仔細討論，美國被動同意，或美國要求與中國仔細討論，而中國被動同意。這兩種可能性代表兩種完全不同的美中對台海的態度，面對這兩種態度的因應方式也會截然不同。

如果是中國要求與美國討論，美國被動同意，這意味著過去五年中國「經美制台」的策略並未因馬英九上台而改變，中國可能依然認為美國在台海掌握主導權。此外，這也表示美國對台政策尚未形成，在不清楚中國的要求下，以被動同意方式瞭解中方對台海的思考。這實際上是美國的中國通主流派的看法。

若是如此，因應對策就要趁歐巴馬政府政策未明之際，在美中戰略對話展開之前即與美國溝通，以影響最後的政策產出，並積極對中喊價，使得中國在與美國展開對話前，先需要回答一系列的問題，我們可以北京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方式與內容，做為向美國遊說的主要佐證。

如果是美國主動提出，中國被動因應，意味著美國已經重新檢討對台政策，並有重大結果出現，而且要與中國協商。這樣的動作與過去美國不與中國協商美國對台政策的方式完全不同。同時，中國被動因應則意味著中國可能早就掌握台海，不太願意讓美國進來插一腳，導致好不容易「內地化」的台灣議題再度國際化。

若情形是這樣，則台灣不僅要趕快知道美國對台政策檢討的結果，更要知道美國想要與中國談出什麼結論？同時將中國對台策略作一個估計，意即中方對台灣的掌握程度為何，未來可能的操作重心會在哪裡？當美國政策已經成形，就不太可能透過遊說改變既有政策，只能掌握政策的核心開始因應，並防止在台灣不知情下，美中單方面達成共識。這會對台灣會非常不利。

以現在的種種跡象來看，「美國提出、中國被動」的可能性較大。因為戰略對話的時間是在夏天，意即在六、七月左右。以胡溫想要全力保八還力有未逮，以及今年是「六四天安門大屠殺二十週年」來看，中國應該會為此焦頭爛額或十分緊張，不太可能會同意多加一個與美的對話來給自己找麻煩。而如果是美國提出，美國對台政策的結論會是什麼呢？

以現在種種跡象來看，其對台政策如有新結論，對台灣只可能更壞不會更好。馬政府上台後的作為，引起不少美國學界的懷疑，認為台灣可能進行戰略轉向，這會根本動搖過去美台合作的戰略基礎。美國也有人認為既然台灣已經做出改變，美國也要相對做出因應以面對這個新形勢，甚至應趕快利用美國既有的對台影響力，作為美中關係的籌碼。前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亞洲分析家沙特博士就主張美國應重新檢討對台政策，國會研究處研究員簡淑賢懷疑台美合作的基礎是否已經不存在？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對台灣關係法做出新解釋，把一個好端端的法律文件，解釋為會隨著時間而改變的政策宣言。華府亞洲政策圈也盛傳，新任的歐巴馬政府似乎不願再度強調「六大保證」，這一系列的發展，對台灣維持獨立的台美關係與主權地位都十分不利。

事實上，美國現在的處境十分類似1969年尼克森剛任美國總統的情形。美國當時困頓在越戰超過五年亟想脫身，其經濟力量與1950年代相比又呈下降趨勢，原本只有原子彈與太空科技的蘇聯，經過近十五年的高科技建軍，已經崛起成為在政治、軍事上可與美國匹敵的大國。尼克森對此的因應之道，是主張亞洲政策亞洲化、降低美國對亞洲的承諾、要求盟邦扮演更大角色、並與蘇聯展開和解，也利用中蘇衝突，「打開中國」。其主要政策宣示是在1969年暑假的關島，故其「尼克森綱領」有時也稱之為「關島綱領」。由於現在美國遇到的危機比過去更嚴重，因此發生對台妥協的情形機會很高，美中可能會沿著太平洋與亞洲大陸邊緣畫一條線，雙方各自看管好自己勢力範圍的事。

如果情形是按照這個劇本發展，台灣會被劃在哪一邊？失去台灣固然對每有影響，但美方不少人認為如果能搞好與中國關係，台灣對美國實際上無足輕重，就像在80年代美中結成抗蘇聯盟而對台忽視一般。由於美國在1949曾對台撒手不管，過了三十年後，1979與中建交時也認為台灣撐不過五年，因此三十年後再次丟棄台灣也不是不可能。但不論如何，包括民進黨及其他台派團體，應及早討論。以面對這個對台灣十分兇險的困局！

消失中的美國對台承諾

今年是台灣關係法三十周年，時值馬政府上台後降中政策全開，導致在國際上台灣因失去外交自主權已實質成為中國屬地，戰略上的台灣芬蘭化已經完成，就差外交上的香港化，以及與最終的中國內地化而已。在不到一年內台灣出現如此轉變，很多人開始把希望寄託在美國，認為台灣依附中國與美國利益不合，美國對此不會坐視不理。

於是我們看到呼籲美國支持台灣有之，更有不少人批評馬政府破壞台美關係。但前者呼籲被美國官員以一句「馬政府政策是民主選舉結果，有台灣人民背書」潑了冷水，後者則因現任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薄瑞光三月來台公開肯定馬政府政策，被馬政府反向攻擊這些指控。實際上，台灣前途必須靠台灣人民自己，期待現在這個美國政府支持台灣民主是緣木求魚。

中國時報在台灣關係法三十周年前夕，刊登一篇由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對台灣關係法的解釋文章。由於卜睿哲曾是歐巴瑪政府內定美國在台協會處長人選，是卜睿哲自己推掉這個位子，所以這段淵源證明卜睿哲與歐巴馬團隊的密切關係，這篇文章必須重視。

此文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是卜睿哲對台灣關係法提出新解釋，認為這個美國國內法所界定的安全承諾，是以兩國政府分享共同戰略觀為前提。其次，卜睿哲認為台灣民主化以及中國崛起，是干擾台美兩國維繫共同戰略觀的兩大因素。前者將明文規定的法律條文，解釋為會隨時間而改變的政策。後者則根據卜文脈絡，意指台灣民主所帶出的認同與自決，是干擾台美共同戰略主因。

將法律條文解釋為政策，意即是否遵守台灣關係法，將根據台美戰略有無一致性。這意味當美國基於本身利益而做出政策改變時，除非台灣也跟著改變，否則該法所規定的承諾就不存在了。由於從1992的克林頓到2008的小布希，美國對中國的認知，從天安門的屠夫、到美中為戰略伙伴、到美中為戰略競爭者、到後來期待中國為負責任利害關係者斗，美國一直在重新定義對中戰略。根據卜睿哲的解釋，意味著這十六年來台灣關係法規定的美國對台承諾也是時有時無。把美國國內法解釋為初一十五不一樣的政策，其創造性令人震驚！

其次，卜文指出干擾美台共同戰略有台灣民主化與中國崛起這兩大因素，但其文脈明顯指出該因素就是台灣民主，因為台灣民主帶出「台灣認同」與「確保未來的新觀念」，不同與過去的美台戰略默契。這種把台灣民主視為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的前提，在華府中國通相當普遍。卜文中指出，「中國崛起，美國與中國分享的共同利益日益增加」，擔心台灣民主會挑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利益，造成美中合作的阻礙。這些中國通把堅持台灣認同的領導者打為破壞現狀，把衝撞一中桎梏的民主污名化為民粹，因此民進黨要為搞砸台美關係負全責，國民黨的李登輝下台前，也同樣被他們(包括前美國在台協會處長包道格)稱麻煩製造者。

美國要採用何種戰略台灣無從置喙，但卜氏文章把台灣關係法的法律含意空洞化，以「是否有共同戰略」為是否遵守台灣關係法的前提，並明列台灣民主是美台形成共同戰略的干擾因素，甚至暗指遵守一中的民主才是真民主。這個論述策略似乎在預備「對台承諾空洞化、美國對台灣民主發展袖手不管」的政策空間。證諸中國通充斥其亞洲團隊的歐巴瑪政府，想與中交好而亟欲擺脫台灣，因此出現這種選擇不足為奇。前國防部副部長沃夫維茲(Paul Wolfowitz)在2000年「國家利益」期刊夏季號就提到，華府有一群人恨不得有一場大洪水把台灣淹沒，美國就無須為台灣問題傷腦筋。由於卜氏在戒嚴時代與台灣反對黨素有交往，對台灣民主歷程也充滿同情。當卜氏都如此，整個華府氣氛可想而知。

現在台海狀況是，如果要持續堅守民主，必然與中國對撞到底，如果要緩和兩岸關係，就只有與中國合併一途。意即現在是兩岸關係與民主價值的對決。卜氏文章令人心寒之處，是美國已經看出這個對立，但選擇支持「壓制台灣民主以便與中和解」的立場。這也說明為何在馬英九當選一周年之際，不管其有多不符民心，薄瑞光依然千里迢迢來台為馬背書，以及當美國前國情報委員會(NIC)亞洲分析專家沙特博士(Robert Sutter)認為台灣戰略轉向已危及美國利益而做出提醒時，卜睿哲急忙與另一中國通容安瀾(Alan Romberg)撰文為馬英九緩頰。
台灣民主是否在馬政府的胡作非為與歐巴馬政府的鼓勵縱容下崩潰被中併吞？中國併台與馬政府賣台都是現在進行式，但美國政府極可能對此撒手不管，如果不認清只有台灣人民自己才能避免被中國併吞的鐵律，對美國還有一廂情願的天真期待，台灣將永遠沒有出頭的一天！
(本文為另一篇「台灣民主干擾美國」的較完整論述，刊於2009年4月14日台灣時報)

台灣民主干擾美國？

在台灣關係法通過的三十週年前夕，中時刊登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對台灣關係法的解釋。認為這個美國國內法所界定的安全承諾，是以兩國政府分享共同戰略觀為前提，文中還提到台灣民主化以及中國崛起，是干擾兩國維繫共同戰略觀的兩大因素。前者將明文規定的法律條文，解釋為會隨時間而改變的政策。後者據文內脈絡，認為台灣民主所帶出的認同與自決，是干擾共同戰略主因。

將法律條文解釋為政策，意即是否遵守台灣關係法將根據台美戰略有無一致性，那麼當美國基於本身利益而做出政策改變時，除非台灣也跟著改變，否則該法規定的承諾就不存在了。從1992的克林頓到2008的小布希，美國從認為中國是天安門的屠夫、到美中戰略伙伴、到美中戰略競爭、到負責任的利害關係者，一直在重新定義對中國的戰略，是否台灣關係法的法定承諾也因此改變呢？這是將法律解釋為政策的問題。

卜文指出干擾美台共同戰略有兩大因素，但其文脈明顯指出此因素是台灣民主，因為帶出台灣認同與「確保未來的新觀念」。這種把台灣民主視為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的前提，在華府中國通相當普遍。如卜睿哲認為「中國崛起，美國與中國分享的共同利益日益增加」。擔心台灣民主會挑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利益，造成美中合作的阻礙。這些中國通把堅持台灣認同的領導者打為破壞現狀，把挑戰一中的民主污名化為民粹。主流看法認為民進黨要為搞砸台美關係負全責，但李登輝下台前，不也同樣被這批人稱麻煩製造者嗎？

美國要採用何種戰略台灣無從置喙，與歐巴馬政府關係密切的卜睿哲，其文透露華府想要與中交好而亟欲擺脫台灣的心態。卜氏在戒嚴時代與台灣反對黨素有交往與同情。當卜氏都如此，其他中國通心態可想而知。

從陳雲林事件、江陳協議到ECFA爭議等，台灣出現馬政府以促進兩岸關係為理由壓制來自由民主的情形。卜睿哲文章說明為何即便如此，薄瑞光依然代表美國給馬政府背書。台灣民主是否在馬政府的胡作非為與歐巴馬政府的鼓勵縱容下而崩潰並被中併吞？民主被擊敗的前例很多，只有台灣人民自己才能決定是否會在台上演！
(刊於2009年4月13日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高級外省人」爭議有深刻意涵

有關郭冠英「高級外省人」討論引起社會多種反應。郭冠英身為台灣公務員，發表辱台言論本就不該，甚至有關歧視性語言都不應該出現，這與言論自由無關，而是對公務員應有的要求與規範。

但隨著郭冠英日漸脫序的言論一再衝擊社會，現在反而有一股聲音，認為既然郭冠英已被免職，就無需對這種言論投以關注，或把郭冠英的言論與一般刻板印象形成的偏見相提並論，認為既然偏見無法短期消失，就無須對此議題過度關注，以免造成社會的撕裂。這派也認為立「族群平等法」，很可能在「撕裂族群」言論難界定下，反而形成對言論自由的壓制，因此反對立法。但當白狼派出黑衫部隊後，這些人的提醒瞬間化為泡影。可見郭冠英所撩起問題的嚴重性。

我必須不客氣的指出，前述貌似理性的聲音，實際上是助長族群衝突的主因之一。因為這個意見建議的是掩蓋問題，而不是讓其得以討論。防止族群撕裂為由要求禁聲，實際上形成對族群議題討論的壓制。

此外，反對「族群平等法」的意見也不合理。試問有關性騷擾的立法，其牽涉言語騷擾部分，同樣也存在「言論自由 vs. 性別問題」的張力，但並未因此不對性騷擾立法。為何性騷擾同意立法，但族群相關法條就不行？我雖然不認為立「族群平等法」有助族群平等，但以可能壓制言論自由作為反對的理由，也未免太輕忽郭冠英現象所帶出的問題。正是這種漫不經心的態度，導致從族群到轉型正義問題，都沒有深刻的分析與探究。台灣「進步知識菁英」一天到晚要大家理性面對爭議，也抨擊政客撩撥族操弄，但卻不提供討論素材與理解的框架，這是很不負責任的知識態度。

看郭冠英現象不能將重點放在郭冠英本人，而這正是國內討論的盲點。郭冠英爭議實際點出三個重要問題。第一，是「高級」是否有其社會經濟基礎？又是何種制度導致「高級」的使用與自我認知？由於社會反彈不是針對郭冠英本人，而是這個言論使人聯想到一個不公平制度及其歧視的自我複製。郭冠英雖然並不代表外省族群，但絕對是一個群體的象徵。實際上這個群體遠大於「大眾時代」，是個高度精英的社會階層。

第二，郭冠英言論引起社會聯想到在國民黨獨裁時代存在的特定文化霸權，並擔心這個時代是否回巢。但這個反彈聲浪也顯示台灣在民主化後已經出現新的價值認同，這個認同不僅是以台灣為主體，也嘗試建立一個與國民黨時代的文化不同的審美觀與價值思考。如果鼓勵社會討論，相信價值面向的正面論述會逐漸出現。屆時有關何謂台灣人，台灣人自我追尋等討論都會逐漸浮現。這也是台灣主體性最有爆發力的部分。「進步知識份子」要大家「理性」的不理會郭冠英現象，是在抹殺一個台灣價值的絕佳討論環境而不自知。

第三，郭冠英言論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其明目張膽向中共靠攏的主張。即便在兩蔣時代後期，台灣認同被全面封鎖，但媚中降共言論也從未成主流。民主時代在特定族群所出現的價值轉變，特別是在馬英九主政後，認為台灣前途無望，一切需要依賴中國等的言論開始瀰漫於社會間。郭冠英只不過是提早將這樣的言論文字化與公開化罷了。

為何這群社會相對優勢的群體在民主化後會出現向中投降，並把台灣認同視之為寇讎的想法？由於這個群體與馬政府於公於私關係匪淺，證諸現在馬政府許多幾近叛國賣台的舉措，是否這群優勢團體自認為是民主化的受害者，認定自己在台灣民主化後絕不可能透過選舉獲勝，因此期待強大的中國為其「申冤」。電台名嘴趙少康以前曾說我們在台灣是少數，但在中國是多數，以及馬英九就職時曾說其外省人身分當選是台灣的福氣等，都可在這個脈絡下理解。如果有人認為當中國保護的兒皇帝比在台灣面對不確定的選舉競爭對其更有利的話，社會對現在當權國民黨勢力的認知就需要重新估計了。
郭冠英現象提供我們面對將「歧視機制化」的政治基礎與社會爭議。也反照出台灣社會潛藏的許多問題，對於轉型正義與建構公民社會的實踐會有十分正面的意義。進步知識界應少花力氣打政治人物的嘴砲，應在族群與轉型正義問題努力建構知識基礎，趕快把自己的知識補課做好，才是對台灣社會的負責態度！

歐巴瑪能否回應金正日這著棋？

北韓於四月五日發射衛星，美、日、南韓都認為基本上是大蒲洞二型長程飛彈試射，即一九九八年大蒲洞飛彈的改良版，與衛星的差別只在於最頂端的承載方式。現在金正日已經出招，美國的處理將會決定歐巴瑪政府亞洲經營的能力與可信度。但現在看不出歐巴瑪政府有能力回應金正日這著棋。

北韓一開始宣布進行發射時，歐巴瑪政府送出信號極混亂。先表示要啟動飛彈防禦射下北韓導彈(或衛星)，當平壤強調這是衛星，並表示對衛星遭攻擊視同對北韓開戰後，美國又說北韓應是發射衛星，並表示重點不在動用飛彈防禦，而在如何防止北韓發射。這種前後不一且色厲內芢的態度，自然被北韓不當一回事。於是我們看到北韓公開將載具架好、添加燃料、通知外界飛行航程、直到實際發射，根本不理會美國的警告。現在歐巴瑪政府期待運用2006年聯合國的1718決議制裁北韓，但過去因決議被灌水導致制裁破功，如何期待強調只用外交手段的歐巴瑪政府能有更好結果？

美國有更大的問題。過去依賴「六方會談」解決北韓核武，以及現在透過聯合國制裁北韓飛彈的處理架構，其蘊含的中國與日韓矛盾已經到了十分嚴重的程度。日本與政黨輪替後的南韓，對北韓的核武與飛彈威脅的立場是最強硬的。反觀中國，本身不擔心北韓核武與飛彈問題，甚至私下認為這是牽制日本以及立場日益強硬南韓的絕佳工具，只擔心北韓是否內部出現不穩導致區域經營的變數。六方會談因此在2007年後呈現明顯的日韓 vs. 中國分歧，美國則漫無目的擺盪在「依賴中國處理」與「支持日韓立場」這兩端。導致日本認為被美出賣，南韓政府也懷疑美國是否打算接受北韓核武化。小布希政府後期與東北亞盟邦存在的信心危機，實肇因對北韓問題的處理。

歐巴瑪政府表示延續小布希後期對北韓的政策，但現在不僅此政策有效性令人質疑，此做法引起的同盟信心危機也有繼續擴大的問題。當美國主張要透過聯合國處理，由於中國主張北韓並未違反聯合國1718決議案，如因此導致聯合國制裁的失敗，不僅日韓會對美國信心大幅流失，亞太區域也會質疑美國的危機管理能力。

由於第一次北韓核武危機是「美日同盟」再定義的導火線，原本對歐巴瑪政府已有「親中遠日」懷疑的東京，很可能因此對「美日同盟」失去信心。以近日東京戰略圈公開出現擁核爭論來看，歐巴瑪政府如對北韓飛彈問題處理有所閃失，可能會導致「美日同盟」走向崩解，南韓對美韓同盟也會信心潰堤。當日本對同盟失去信心，有可能以擁核同時嚇阻中國與北韓。由於美國亞太經濟主導力已大幅縮減，屆時可能面對其區域信用全面弱化、同盟架構全面崩解、東北亞進入軍備競賽白熱化的夢靨。以現在的趨勢來看，未來看不出有樂觀的理由！

邦交國數目真的是個迷思嗎？

日前薩爾瓦多傳出可能與中建交的消息引起發議論。藍贏的章孝嚴告訴外交部長，如果斷交就要準備下台，綠營人士也以是否斷交驗證馬英九外交路線的成敗。但有趣的是，不管綠營還是藍營在過去都提出過「勿陷入邦交國數字迷思」。認為邦交必須「重質不重量」，所以不能把邦交數目視為重點。但如果這個邏輯成立，為何不分藍綠陣營在出現斷交時，又藉此大做文章呢？

邦交是對一個國家國格承認最實際的例證。我們可能與別國無邦交，但彼此確認對方為國家。例如80年代因為作家魯西迪有一本內容觸及對伊斯蘭教負面描述的書，被當時伊朗領袖柯梅尼下達格殺令，由於魯西迪算是英籍人士(印度裔)，英國與伊朗為此斷交。但雙方並未否認彼此為國家。

暫先不論中華民國是個不被國際承認的國家的國際法爭議，維持邦交對現在的台灣有三重意義。第一，正式邦交是台灣國際法理存在的重要證明。第二，由於台灣進入國際組織困難度很高，在這些國際組織的台灣邦交國，往往是協助台灣發聲的唯一管道。第三，當開會過程會產生對台灣有重大影響的結果時，邦交國更成為台灣獲取早期資訊，以及進行場內遊說的重要管道。弔詭的是，號稱打破國家疆界，使主權概念過時的全球化，反而對台灣更凸顯這三點需求。

有人說國家的要件是土地、人民與主權，台灣做為國家的實在性不會因為不承認而失去，因此邦交國數目對台灣的國家資格沒有影響。但試問只有與土耳其建交的北賽浦路斯共和國，在國際上是有效行使主權的國家嗎？去年俄羅斯扶持從喬治亞獨立的阿步哈茲與南奧賽提亞，是不是國際上有效的國家？如果台灣邦交剩下不超過五國，在國際上主張台灣是國家的合理性屆時會趨近於零。台灣到時雖有自我管理，有軍隊、貨幣與選舉，並對來台外國人實質管理，但這與一個割地為王的軍閥在國際的認知上會有何差別呢？邦交國數目真的只是個迷思嗎？

現代國家的一個重要功能，在於國際的交往能力，而是否是一個有效國家，越來越多的判準在於判斷其有無國際行為的功能。這個趨勢在全球化後更為明顯，因為越來越多的議題在全球化時代，是透過主權國家為首的國際合作進行。因此國家地位的國際承認，就成為能否具備國際合作資格的要件。但中華民國/台灣的國際地位問題，往往使我們拿不到入場券，不瞭解發生什麼事，更無法在國際協商時，有發言以捍衛台灣利益的機會。往往屆時要透過邦交國協助取得資料，甚至請這些國家在現場代為提出對台灣有利的發言。

固然美、日、歐等國也可為台灣講話，如美日過去八年在「世界衛生組織」的發言。但這些國家由於有不同的朋友與敵人，利益的計算十分複雜，往往在權量利害下，對台灣的請求表示愛莫能助。相較之下，台灣的邦交國被證明是更可靠的力量。

國際合作不可能搞無本生意，我們不能期待台灣的邦交國為台灣發聲，幫台灣探聽訊息，還在面對中國壓力下，台灣對此合作完全不需任何回饋。如果與尋求非邦交「大國」協助的代價相比，往往與邦交國合作的成本更小。國人普遍對邦交國有「獅子大開口」的刻板印象，認為邦交國就是吃定台灣。但基本上，資金數額其實不是重點，關鍵是有沒有真的朝向雙邊合作，而不是通通進入特定人士的口袋。因此需要過程的透明與監督機制的合理。媒體將邦交國提出需求通通打為勒索，心態並不正確，對邦交國也不公平。

沒有正式關係的美、日等大國對台灣外交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邦交國也有其不可取代性。我們不能希望邦交國為台灣發言，但又把這些國家視為雞肋，更何況邦交國與一堆歐美「口惠實不致」等國相比，受到中國的壓力更為直接。馬政府上台一方面看不起還承認中華民國的邦交國，認為邦交國數目是迷思，但又主張一個在國際不被主流接受的中華民國。這種於法理不合，又不經營邦交，以為只要中國不挖牆角就沒事的心態，已經迫使僅存的朋友一一準備離去，現在所出現台灣國際生機與地位的毀損，根本是自作孽，不能怪別人。請不要用「邦交國數目迷思」做為自己外交失職的辯護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