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交國數目真的是個迷思嗎？

日前薩爾瓦多傳出可能與中建交的消息引起發議論。藍贏的章孝嚴告訴外交部長，如果斷交就要準備下台，綠營人士也以是否斷交驗證馬英九外交路線的成敗。但有趣的是，不管綠營還是藍營在過去都提出過「勿陷入邦交國數字迷思」。認為邦交必須「重質不重量」，所以不能把邦交數目視為重點。但如果這個邏輯成立，為何不分藍綠陣營在出現斷交時，又藉此大做文章呢？

邦交是對一個國家國格承認最實際的例證。我們可能與別國無邦交，但彼此確認對方為國家。例如80年代因為作家魯西迪有一本內容觸及對伊斯蘭教負面描述的書，被當時伊朗領袖柯梅尼下達格殺令，由於魯西迪算是英籍人士(印度裔)，英國與伊朗為此斷交。但雙方並未否認彼此為國家。

暫先不論中華民國是個不被國際承認的國家的國際法爭議，維持邦交對現在的台灣有三重意義。第一，正式邦交是台灣國際法理存在的重要證明。第二，由於台灣進入國際組織困難度很高，在這些國際組織的台灣邦交國，往往是協助台灣發聲的唯一管道。第三，當開會過程會產生對台灣有重大影響的結果時，邦交國更成為台灣獲取早期資訊，以及進行場內遊說的重要管道。弔詭的是，號稱打破國家疆界，使主權概念過時的全球化，反而對台灣更凸顯這三點需求。

有人說國家的要件是土地、人民與主權，台灣做為國家的實在性不會因為不承認而失去，因此邦交國數目對台灣的國家資格沒有影響。但試問只有與土耳其建交的北賽浦路斯共和國，在國際上是有效行使主權的國家嗎？去年俄羅斯扶持從喬治亞獨立的阿步哈茲與南奧賽提亞，是不是國際上有效的國家？如果台灣邦交剩下不超過五國，在國際上主張台灣是國家的合理性屆時會趨近於零。台灣到時雖有自我管理，有軍隊、貨幣與選舉，並對來台外國人實質管理，但這與一個割地為王的軍閥在國際的認知上會有何差別呢？邦交國數目真的只是個迷思嗎？

現代國家的一個重要功能，在於國際的交往能力，而是否是一個有效國家，越來越多的判準在於判斷其有無國際行為的功能。這個趨勢在全球化後更為明顯，因為越來越多的議題在全球化時代，是透過主權國家為首的國際合作進行。因此國家地位的國際承認，就成為能否具備國際合作資格的要件。但中華民國/台灣的國際地位問題，往往使我們拿不到入場券，不瞭解發生什麼事，更無法在國際協商時，有發言以捍衛台灣利益的機會。往往屆時要透過邦交國協助取得資料，甚至請這些國家在現場代為提出對台灣有利的發言。

固然美、日、歐等國也可為台灣講話，如美日過去八年在「世界衛生組織」的發言。但這些國家由於有不同的朋友與敵人，利益的計算十分複雜，往往在權量利害下，對台灣的請求表示愛莫能助。相較之下，台灣的邦交國被證明是更可靠的力量。

國際合作不可能搞無本生意，我們不能期待台灣的邦交國為台灣發聲，幫台灣探聽訊息，還在面對中國壓力下，台灣對此合作完全不需任何回饋。如果與尋求非邦交「大國」協助的代價相比，往往與邦交國合作的成本更小。國人普遍對邦交國有「獅子大開口」的刻板印象，認為邦交國就是吃定台灣。但基本上，資金數額其實不是重點，關鍵是有沒有真的朝向雙邊合作，而不是通通進入特定人士的口袋。因此需要過程的透明與監督機制的合理。媒體將邦交國提出需求通通打為勒索，心態並不正確，對邦交國也不公平。

沒有正式關係的美、日等大國對台灣外交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邦交國也有其不可取代性。我們不能希望邦交國為台灣發言，但又把這些國家視為雞肋，更何況邦交國與一堆歐美「口惠實不致」等國相比，受到中國的壓力更為直接。馬政府上台一方面看不起還承認中華民國的邦交國，認為邦交國數目是迷思，但又主張一個在國際不被主流接受的中華民國。這種於法理不合，又不經營邦交，以為只要中國不挖牆角就沒事的心態，已經迫使僅存的朋友一一準備離去，現在所出現台灣國際生機與地位的毀損，根本是自作孽，不能怪別人。請不要用「邦交國數目迷思」做為自己外交失職的辯護理由！

中國軍事報告顯示的美國戰略問題

一年一度的美國「中國軍力報告」出爐。這份報告有以下幾項特徵：第一、即便2008年兩岸關係明顯緩和，中國依然強化對台軍力，一年增加一百枚以上飛彈部署持續進行。第二、這份報告特別羅列七條對台動武紅線，發現台獨並不是動武唯一理由。第三、這份報告再度警告中國軍力是準備「超越台海」。因含意與薄瑞光日前說法差異顯著，其顯示美缺乏對台關注程度令人擔憂。

中國對台軍事準備並未因兩岸關係的緩和而減緩，對台飛彈數量的增加速度依舊不減。近幾年特別強化「anti-access」與「area denial」等封鎖包圍能力，都將美國介入因素計算其中，中國還以三分之一軍力對付台灣。顯示2006年以降台海軍力失衡持續加速中。

第二，中國對台用武條件不只於台獨。馬政府頻頻對國人宣傳中國目標只是「反獨」，意即台灣如果不追求獨立，台海就不會有戰爭。但這份報告列出中國對台動武有七大紅線，除了正式宣佈獨立外，還有「朝向」台灣獨立的行動、台灣內亂、獲取核武、無限制推遲有關統一的對話、外國勢力干涉台灣內部事務、以及外國軍隊進駐台灣等。由於台灣是美中對話的重點，因此其臚列的對台動武紅線，應不純是過去資料整理，而與近年美中對話美方被告知的資訊有關。

這七條中，四條來自二十年前鄧小平時代，「延遲統一談判」則來自2000年「對台白皮書」。「朝向」台獨，是胡錦濤的傑作。對台動武條件由「反獨」擴編為七條，五條與台獨無關，馬政府還能說兩岸關係穩定嗎？

這份報告持續指出中國軍事不透明與令人懷疑的意圖，軍力更投射台海以外。以中國在2007年發展反衛星導彈、兩星期前與美船公海衝突、以至梁光烈的發展航母意願強烈說，如再與對台動武紅線，以及持續強化對台軍事部署等合起來看，台海衝突本質應是超越統獨的中美戰略競爭。

媒體報導薄瑞光說美國不關心第一島鍊，但這份報告意涵剛好相反。由於中國在美中台中有最明確的戰略，但台、美作為卻充滿狐疑與不確定性。如美國持續不注意台海之趨勢不變，中國將會很快全面掌控台海！

忽視邦交造成的斷交危機

薩爾瓦多與巴拿馬對馬英九勝選一年的賀禮是考慮與台斷交。不管是否真的出現斷交，都顯示出馬政府外交休兵政策的失敗，其理由與對邦交的輕視直接相關。

馬政府上台後以違反九二共識「兩岸同屬一中」的前提為由公開反對雙重承認。這意味馬政府回到兩蔣「漢賊不兩立」的主張。由於國際的一中共識為「世界只有一中，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馬政府之主張必然會強化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代表台灣的法理聲勢。使台灣邦交數目更成為焦點。

面對邦交困境，馬政府把賭注壓在兩岸關係，認為改善後中國就不會挖邦交，並表示這可使台灣不被邦交國勒索，即擺脫所謂「邦交數目迷思」。馬政府此舉顯示對邦交國確認台灣國際人格重要性的無知，更以為只要中國不挖牆角，台灣就可忽視與邦交國的雙邊關係，並在言談中充滿對邦交國的貶抑。這種對邦交的消極態度，已造成邦交國重新思考與台關係。當台灣不重視邦交國，憑什麼要別人重視你呢？會出現斷交是自己造成的。

去年八月馬英九出訪中南美時，就被宏都拉斯副總統質問是否重視邦交，而北京也表示不能排除別人與中建交之要求。馬出訪半年後於中南美再度出現斷交傳聞，可見馬總統給邦交國造成什麼印象。斷交傳聞要不顯示中國無意外交休兵，或是馬政府不重視外交。由於再斷一國即到1971年以來最低水準，多斷幾國後，即便有自己的軍隊、貨幣與選舉，台灣國際地位會與割地為王的軍閥實無二致，台灣將面臨立即而明顯的法理併吞危機。

美中南海衝突證明守勢國防的荒謬

馬政府上台後，「兩岸高於外交」為國安政策的主軸，為了不激怒中國，台灣在外交全面棄守，美其名為「外交休兵」，但是以蘇起為首的國安團隊知道中國最擔心的是台灣國防能力，特別是李登輝後期與陳水扁擔任總統期間所開展的台美安全合作，中南海視為芒刺在背。所以除了外交休兵，還要來個國防休兵。

蘇起把國防休兵以一個「守勢國防」的名詞包裝。基本上不要台灣建立嚇阻力量，也不要積極防禦，放棄對台海的制空與制海權，而改之以堆沙包，買快乾水泥等，在中國攻擊時「悶著頭挨打」，等共軍登陸後再與之周旋。有一位年輕美國學者在去年美國「海軍戰爭學院評論Naval War College Review」發表了一篇與蘇起主張十分神似的文章，被國安會奉為上賓，訓令要國防部邀請這位仁兄來台，以便「指導指導」台灣的國防戰略。由於這位仁兄過去沒在相關台海安全事務發表過文章，是個在美中台戰略社區幾乎沒聽過的名字，因此有人懷疑可能是馬團隊透過其他管道資助這位仁兄的研究，再以出口轉內銷到台灣。為自己的荒謬主張搞國際背書。

因為蘇起以及這位仁兄的看法與台海國防常識差距太遠，而國安會的一意孤行更引起國防部的強烈反彈，國防部公開對蘇起的意見只表示「參考參考」即可，在這位仁兄去年底來台前，甚至不少國防部同仁表示，要給這為不知天高地厚的仁兄好好補補台海的安全課。

上星期二國防部發表了「四年國防總檢討」，可看出蘇起的「守勢國防」概念並未成為主流。但依然可發現國防政策的斷裂性。陳總統所時代強調的「防衛嚇阻、有效固守」，被改為「有效固守、防衛嚇阻」，當時的「境外作戰」，包括「拒敵於彼岸、擊敵於半渡、毀敵於灘頭、殲敵於陣內」等思想也被放棄。台灣自我退守到台海中線以東，由過去全面控制台海自動讓出一半給中國，台灣戰略反應空間受到更大的壓制。而包括在第一波攻擊後發動飛彈反擊以破壞對方第二擊傷害的地對地飛彈，以及飛彈防衛系統等「主動防禦」等措施，雖然沒有完全消失，但在資源分配上被打入冷宮。更甭提可大幅擴張台灣戰略縱深的潛艦了。

這本「檢討」通篇明顯的有國安會與國防部拔河的痕跡。蘇起的「豪豬戰略」沒占上風，但國防部的主張也受到相當程度的制約。造成整本「四年國防戰略檢討」的邏輯充滿矛盾：一方面說兩岸關係出現『建設性發展』，台灣所處的『亞太戰略環境相對和平穩定』，但又指出『中國綜合國力快速成長使我國面對的安全環境出現根本變化』，『我國區域安全角色面臨嚴峻考驗』。由於國防戰略的首要目標在於確認防衛對象，當敵人的能力提高，我們自然要警覺，但如果是自己的盟友，除非他會刻意製造導致台灣被波及的事端，否則不會因盟友軍力增強而感到憂心。舉例來說，我們不將美國軍力強大視為對台冤的威脅。因此這篇報告一方面主張戰略環境穩定，但又對中國威脅憂心忡忡。顯而易見的矛盾處處可見。

這兩個禮拜因中國在海南島公海多次脅迫美國無武裝調查船，使美中氣氛再度生變。在溝通無果下，美國已經派遣一艘驅逐艦「護航」該船。前亞太副助理國務卿薛瑞福也說，美中軍事互信不發生作用的主因，與中國動輒在有事發生時，以停止互信作為懲罰手段有關。海南島是中國潛艦基地，美國軍事船隻在鄰近公海區域出沒，自然是蒐集中國軍情。如果台海情勢真的穩定了，美國為何還要如此大費周章，甚至在歐巴瑪剛上台時冒著美中關係脫軌的危險？而身為軍委會主席的胡錦濤，至今也未對海軍的「膽大妄為」有任何處理。

在「穩定關係」的共識下，美中依然如此劍拔弩張，可見台灣「守勢國防」、「兩岸高於一切」的主張，若不是對國際現勢懵懂無知，就可能是現在的國民黨有意降中，情願日後透過共產黨的恩寵加持，使其可在台灣繼續作威作福。是否朝此此發展，台灣人民應高度警覺。

是否進行兩岸軍事互信應謹慎為之

美中的南海軍艦衝突事件發生過兩星期後仍無降溫跡象。美現派出飛彈驅逐艦護航「無懈號」的偵搜任務，中國宣布加派船隻強化巡戈其兩百浬經濟海域。針對當時的衝突行為與後續發展的處置，美中既無交集也無共識。由於美中已存在類似美蘇在冷戰期間「海上事件處理協議」與其他相關軍事互信措施，對相信兩岸軍事互信可有效降低台海衝突的國內戰略社區來說，目前美中南海衝突的發展，提供對上述主張十分重要的教訓。

由於美中軍事互信機制隨著國務卿希拉蕊訪中而重啟運作，因此南海衝突的持續負面發展，令人懷疑美中軍事互信出現了什麼問題。根據前副助理國務卿薛瑞福在「尼爾森報導」的說法，在2001年美中軍機撞擊事件發生後，在最需要軍事互信機制作用時，中方不僅不接當時國務卿鮑威爾的電話，對於提議的共同調查也沒有興趣。對照日前太平洋司令基廷在國會聽證的回答，似乎此次中方的反應與八年前沒有太大差別。

觀察此事發展可發現，美中南海衝突持續惡化的原因，不是雙方對於公海界線的認定差異，而是在爭執存在下何謂合理行為的看法，以及衝突出現的後續處置方式等，有重大分歧。中方認為聯合國海洋法提供其禁止美在其經濟海域的非商業性情報偵搜之依據，美國認為該行為因不具商業性與侵略性，自有其正當性。中方認為可用任何方式驅離在其專屬經濟海域的美國船隻，美方認為該行為意圖造成傷害，違反國際海洋合作的通則。事件發生後，中方將軍事熱線作為對美提出警告的管道，美方則期待熱線可以協助釐清爭議、瞭解中國的進一步舉措、並可經此成立調查委員會，以建立衝突時的行為準則。

如果中國對於軍事互信的看法，不是將其視為降低衝突，建立雙方可接受行為準則的機制，而將其視為雙方關係的反應，如果有問題出現，互信機制是作為宣示立場與警告對方不可輕舉妄動的工具，並且還負有懲罰用途，以此表示不快。則在這樣的認知下，可根據關係的好壞關閉或啟動互信，這會形成在最需要互信機制時，反而因互信機制不發生作用，成為關係惡化的推手。。

國際上有不少因軍事互信惡化衝突的例證。以印度-巴基斯坦為例，1962後印巴建立形形色色的軍事互信措施，但因將軍事互信視為關係好壞的反應，而不是處理衝突的工具，不僅無助於爭議降溫，因對衝突的準則無以確立，甚至還導致衝突升高，對印巴走向核武化也無能為力。

兩岸需要軍事互信，是藍綠陣營戰略社區的共同看法。國防部對是否進行軍事互信，也集中在對岸的相關政治宣示，鮮少觸及對岸是否對軍事互信存在與我方截然不同的認知。因此美中南海衝突的發展，就十分值得我們仔細檢視。

維持邦交國是個迷思嗎？

日前薩爾瓦多傳出可能與中建交的消息引起發議論。不管綠營還是藍營，都對邦交提出「勿陷入邦交國數字迷思」。但如認為因要「重質不重量」，所以邦交數目不重要，為何不分藍綠陣營在出現斷交時，又都十分緊張？

先撇開中華民國在國際法理的爭議，維持邦交對台灣有著三重意義。第一，正式邦交是台灣國際法理存在的重要證明。第二，由於台灣進入國際組織困難度很高，在這些國際組織的台灣邦交國，往往是協助台灣發聲的唯一管道。第三，當開會過程會產生對台灣有重大影響的結果時，邦交國更成為台灣獲取早期資訊，以及進行場內遊說的重要管道。弔詭的是，號稱打破國家疆界，使主權概念過時的全球化，反而對台灣更凸顯這三點需求。

有人說國家的要件是土地、人民與主權，台灣做為國家的實在性不會因為不承認而失去，因此邦交國數目對台灣的國家資格沒有影響。但試問只有與土耳其建交的北賽浦路斯共和國，在國際上是有效行使主權的國家嗎？去年俄羅斯扶持從喬治亞獨立的阿步哈茲與南奧賽提亞，是不是國際上有效的國家？如果台灣邦交剩下不超過五國，在國際上主張台灣是國家的合理性屆時會趨近於零。台灣到時雖有自我管理，有軍隊、貨幣與選舉，並對來台外國人實質管理，但這與一個割地為王的軍閥，在國際認知上有何差別呢？邦交國數目真的只是迷思嗎？

現代國家的一個重要功能，在於國際的交往能力，而是否是一個有效國家，越來越多的判準在於判斷其有無國際行為的功能。這個趨勢在全球化後更為明顯，因為越來越多的議題在全球化時代，是透過主權國家為首的國際合作進行。因此國家地位的國際承認，就成為能否具備國際合作資格的要件。但中華民國/台灣的國際地位問題，往往使我們拿不到入場券，不瞭解發生什麼事，更無法在國際協商時，有發言以捍衛台灣利益的機會。往往屆時要透過邦交國協助取得資料，甚至請這些國家在現場代為提出對台灣有利的發言。

固然美、日、歐等國也可為台灣講話，如美日過去八年在「世界衛生組織」的發言。但這些國家由於有不同的朋友與敵人，利益的計算十分複雜，往往在權量利害下，對台灣的請求表示愛莫能助。相較之下，邦交國多被證明是更可靠的力量。

國際合作不可能有無本生意，我們不能期待台灣的邦交國為台灣發聲，幫台灣探聽訊息，還面對中國壓力下，台灣對此合作完全沒有任何回饋。如果與尋求非邦交「大國」協助的代價相比，往往與邦交國合作的成本更小。國人普遍對邦交國有「獅子大開口」的刻板印象，其實數額不是重點，關鍵是在於有無真的朝向雙邊合作，而不是通通進入特定人士的口袋。因此需要過程的透明與監督機制的合理。將邦交國提出需求通通打為勒索，心態並不正確。

沒有正式關係的美日等大國對台灣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邦交國對台灣也有其不可取代性。我們不能希望邦交國為台灣發言，但又把這些國家視為雞肋。如果認為邦交國數目是個迷思，只要中國不挖牆角就沒事，不專心經營邦交，屆時會因為不珍惜朋友而斷交，出現國際生機與地位的毀損，就不要再怪別人。

欲振乏力的台灣進步知識界

兩星期前有一場關於反對黨與社會運動的研討會，筆者因有其他事無法前往聆聽。據媒體報導，包括瞿海源教授、評論家張鐵志等人在現場對民進黨提出批評，瞿教授認為選出阿扁是民進黨最大的錯誤，張鐵志認為民進黨與社運脫離，是喪失理想沈淪的來源。如果報導未失真，這些言論所反應的，不僅是民進黨，還凸顯了台灣「進步」知識界的問題。

認為阿扁是民進黨的問題，意即只要把阿扁切掉，民進黨就沒事，實際上這是個推卸責任的邏輯。試問，如果今天不是阿扁，而是別人代表民進黨當總統，問題就沒有了嗎？回想一下阿扁權力崛起的過程，他也不是一開始就大權在握，是民進黨以勝選為考量的文化，認定當時只有陳水扁可以代表，甚至為此修法以「勸退」有意參選的許信良，並在陳水扁當選後基於權力邏輯的考量，制訂總統兼任黨主席的黨政同步機制。陳水扁已有行政權為後盾，黨基於現實的考量又自動給扁黃袍加身，這是扁權力坐大的發展邏輯。固然扁個人的行為有爭議，但又是誰給了扁這麼大的權力？如果今天不是陳水扁而是別人代表民進黨當選總統，一個以勝選為最高考量的民進黨，相信上述「強人」政治與問題還是會出現！

因此問題不是民進黨選出阿扁，而是民進黨的制度結構，以及選舉決定一切，這才是問題的關鍵。如果當年代表民進黨不是陳水扁而是別人，今天我們談的就是那個人的問題。這也是為何民進黨不能與扁切割的理由，因為與扁切割實就是有意規避真正的問題，把民進黨要負的責任要扁承擔。扁當然有錯，但民進黨如想要進步並重新執政，就不能迴避自己的責任。

至於指控民進黨脫離社會運動，這已經成為「進步」知識人的論述時尚。但仔細觀之，不少(不是全部)進步知識人口中的社運實際上是「社運團體」，指控民進黨脫離社運，實際上是抱怨民進黨對這些社運團體的疏離態度。而其中，不少社運團體本身的動員能力也十分有限，甚至其代表性可能都會大打折扣。

當然社會運動的本質是去改變社會，因此其進步性不在於群眾多少，也不在於對該團體的認同度，而是在於該團體提倡的理念的接受度，與推動社會進步的程度。而這與以尋求多數認同，透過選舉取得政權的政黨有其本質的不同。因此一個成熟的社運團體不會與政黨過度接近，而是會建立自己的獨立座標，政黨只是合作或鬥爭的策略對象而已，主體性與議題的發展性都還在自己。

但是政黨是否應該多與社運接近以建立自己的進步形象？如蔡英文主席所說的一樣？以台灣現在經濟發展的趨勢，未來必然會有階級政黨，而想要透過選舉獲勝，除了明確的階級品牌外，還需在其他議題取得相對優勢以爭取階級以外的選票。政黨與社運接近能否成功的前提，在於這個政黨是否已有清楚理念與發展路線。如果政黨想要透過與社運連結以建立自己的進步形象，表示這個政黨本身不用功，才會在沒有主張下，想要複製社運團體的看法。

社運的正當性來自「改變社會」，而政黨的基礎是「代表社會」，兩者有必然的緊張關係，這也是為何過去民進黨多次從社運借來極為進步的理念，但與現實政治運作杆格不入的原因。政黨本身需要將社運的建議進行政治的中介，而不是橫的移植，但能進行政治中介意味這個政黨對於該議題有與社運不完全一樣的看法。因此希望民進黨多與社運結合的建議，反應社運自主性的不足，而黨主席的回應也顯示政黨還不夠用功，無法理清政黨與社運的關係。

當天研討會對民進黨的批評，都有其正確性。如果這是晚上談話性節目的言論還可接受，但出自「進步」知識界的口中，反應的分析品質實令人不敢恭維。對民進黨熟悉且有分析能力的知識人，在此時更應該以專業角度分析民進黨的功過得失，不是抱怨民進黨有錯，而是提出民進黨改革的可能性。實際上有幾個基本問題要處理：包括民進黨的制度對於執政的影響為何？未來台灣社會的圖像會是什麼？一個受到威脅的民主的自保策略是什麼？政黨的角色又在哪裡？進步知識人能否提出一個超越「經濟 vs. 安全」的兩岸關係議程？台灣國際孤立的現實要如何面對？進步知識人在這些關鍵問題缺席，也意味著過去的知識典範需要重新思索，否則持續知識人與政黨的相互抱怨，只會徒增彼此在台灣社會的邊緣化而已。